我也不確定我會不會拿這本書來交周樑楷老師西洋史學史的報告，不過這真的是一本寫得蠻晦澀，但是讀起來也很有趣的書，不過在我原始計畫裡這本書是要拿來跟《世紀末的維也納》做一個比較的，所以心得裡一定會出現《世紀末的維也納》，但是我並沒有要拿後人批評古人的意思，畢竟漢娜鄂蘭也沒看過《世紀末的維也納》，講白一點，誰會知道到了二十世紀末，居然開始有人大量的關心那種一般人認知中即將毀滅的時代呢？
順帶一提，就像是有人在《世紀末的維也納》裡寫了一篇很噁心的序一樣，把一本社會文化史的書看成「民主的輓歌」，看得我都快吐了，同樣也有人在這本書最後寫了一篇講集權主義和政治自由的小文章，說小布希時代的美國大有「黑暗時代」之感，坦白說我看了半天都看不出來，我還懷疑這是不是另外一種行銷手法，要蓄意製造人們的恐懼感，再從中牟利，二十世紀初奧匈帝國、威瑪共和的毀滅原因非常多，但是就沒聽過當時人自己說自己要毀滅了，真不知這是什麼心態，這就像現在有人天天喊一堆亂七八糟的口號，什麼轉型正義啊，「撕髮」迫害啊，坦白說，要推銷什麼東西就快拿出來，沒人要遮蔽你們的言論自由好咩，真要有這種被虐待妄想症，快去看看醫生吧。
我在想我時間夠的話，應該不會選這本書，思想史對我來說還是太難以掌控了Orz
最後說一下，本文字數將近5000字，不喜勿入，因為前兩段已經把我的心得大概寫完了XD
書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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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書是漢娜鄂蘭在描寫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許多人物的傳記集，書名訂為黑暗時代群像也是取材自本書中討論的德國詩人布萊希特寫作的詩為題，而這也呼應本書特別強調的一個觀點，那就是在政治黑暗的時代裡，後人雖然可以對當時的人指指點點，但是由於公共空間被教條、道德和政府的力量掩埋，讓當時人可能作出一些有錯誤的行為，可是在公共領域被遮蓋之時，檢視這些人物的言行，也可以發現一些人性的光輝，而這也是對於個人的尊重。
書中的人物幾乎都是德國人，而且有不少都是德國猶太人，這些猶太人或代表了德國共產黨、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猶太復國運動、集權主義和人本主義等截然不同的面向，因此這本書也可以讓我們看出來當時德國猶太人的思想世界，作者在書中也指出了「要叛逆只有兩條路線，一是猶太復國主義，一是共產主義……逃離現實進入夢想」──以及漢娜鄂蘭自己這一派的選擇，而這也是本書有趣的地方，藉由漢娜鄂蘭自己身為猶太人的身分，告訴我們當時猶太知識分子的抉擇以及兩戰之間德國的社會氣氛。
首先作者介紹了唯一一個不在二十世紀生活的思想家，漢堡出身的萊辛，萊辛昭示了一種人文主義思考的精神，也就是不受到十九世紀的意識形態思考影響，「獨立的為自己思考」的精神，而作者認為正是這種人文精神提供了真理，支撐著公共空間，在歷史上多數的黑暗時代裡，人們放棄了思考，將信心寄予他人，造成公共空間遭到遮蔽，而只有在人們認為彼此之間是平等，和睦對待彼此的時候──認為彼此是「人」的時候──公共領域才能繼續存在，而對於當代的知識分子，作者也指出，當代的知識分子只有與公共領域發生關係，才得以彰顯自己。
在此思考之下，萊辛認為世界並無一定的真理，這也是萊辛和康德最大的差異，如果世上真有真理，那如同第三帝國期間根據莫須有的「科學實證」殺害大量猶太人一樣，當公共場域碎裂時，每小一塊都會擁抱著自己的「真理」，並高聲疾呼自己才是真理，甚至最終導致世上只有一種「真理」，面對了這個令人懼怕的結果，作者引用了萊辛的一句話作為對萊辛思想的總結：「對於真理的認真，讓每個人各言其志，至於真理，就交給上帝吧」，而這也是整本書對待每一個立場迥異的知識份子的態度。
接著，作者又介紹了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和費曼．布羅赫（Hermann Broch），藉由一位哲學家和詩人的一言一行，作者點出了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真理，而世界上並沒有唯一的真理，西方國家大舉輸出可以將世界統一的新科技的同時，也將自己主張分裂的思想強制輸出到世界各地，不就是一個例子嗎？因此作者點出雅斯培認為真理在黑格爾那消耗掉一個個國家的「世界精神」，而是「無限溝通的意願」，而在布羅赫的思想裡，人的死亡就已經是絕對的惡，不能和其他道德上的「壞」相提並論，而人與人的關係，最終的力量就是彼此的互助，而這也是不需要證明的。
接著作者介紹了幾位共產主義者，首先是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作者特別重視羅莎的「女性」、「猶太人」身分，而毫無疑問的羅莎是死於1919年德國右派的一場暗殺行動，此後整個德共的勢力受到很大的打擊。
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羅沙大可埋首於書堆中，但是由於他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因此參與了共產主義運動，但羅莎在共產黨內也受到很大的質疑，德共自己也批評羅莎所寫得《資本的累積》一書中的錯誤，漢娜鄂蘭也指出這本書並不符合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思考，但卻毫無疑問的符合資本累積的真相，也就是資本主義並不會孕育出自我毀滅的力量，資本的異化會持續的進行，並且往其他前資本主義的地區前進，也就是布爾喬亞社會的崩潰要一直等到全人類居住的地區都被資本主義搜刮才有可能停止，這點毫無疑問與《資本論》的原始觀點違背，但是和事實卻如此的相符，也因此，羅莎招致了來自全世界工人祖國的批評。
提到了工人的祖國，又得回頭注意羅沙的猶太人身分，作者指出許多猶太人投入早期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因和羅莎十分的類似，也就是猶太人是歐洲少數沒有祖國的民族，因此猶太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就是一個「歐洲人」，也因此較其他民族的知識分子更加講求平等，但此一抽象思考明顯與現實違背，也就是「社會主義運動是工人唯一個祖國」號召力極低，祖國（Motherland）畢竟還是得有一塊「土地」（land），於是，在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思想席捲全球之際，「蘇維埃俄國是工人的祖國」成為了現實，這個口號上的分裂也造成了歐洲共產主義長期的分裂，如果「工人無祖國」，那祖國何必給他們普選的權力呢？而共產黨本身又該如何對自己「祖國」發動共產主義革命呢？
在這一點上羅沙和俄共的理論完全的背離，或許可以追溯到1905年俄國革命的時候，當列寧發現革命只要一小撮人建立團結而嚴密的組織就可以發動時，羅沙開始擔心「俄國革命與其說是一次不成功的革命，不如說是一次變質的革命」。
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根本作對的下場，就是1925年德共全滅布爾什維克化時遭到全黨上下的清剿，羅沙的著作被當作反面教材出版，但是不能抹滅的是羅沙的獨立思考。
作者又進一步的討論了二十世紀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因此提到了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這位東德劇作家，本書書名中的「黑暗時代」即是引用他的詩作。二戰期間布萊希特本人曾經到過美國，在好萊塢的「收買謊言市場」中生活過，但隨著美國恐共症日益嚴重，1947年，布萊希特被請出了美國，他一度想定居西德，可惜佔領軍也不願讓他居住，最後還是回到了社會主義者的國度，住在東柏林當作東德的文化樣板。
作為踏入社會就遭遇一陣陣「鋼鐵風暴」，好不容易捱過又再度遭逢經濟大恐慌，最後成為西班牙內戰、集中營或者再度面對一陣陣「鋼鐵風暴」的一代人，毫無疑問的比前後的世代更能感受到失落，也因此他寫下了「當你們說我們軟弱時，當記住，你們沒有碰上黑暗時代」，布萊希特對於左派有所幻想，雖然他也說過「一個人只能看到一座城，而黨卻能看穿七國……人會被毀滅，黨不會被毀滅」的話，但是他們人道主義關懷始終無法讓他成為一個好的共產主義者，漢娜鄂蘭引用了布萊希特在美國期間訪問一個托派的故事，當那名托派表示那些在俄國被整肅的人多半是無辜的時候，布萊希特沉默良久，說到「他們越是無辜，就越是該死人」，這句話雖然是在批判史達林殘忍的統治，但卻使受訪者勃然大怒，但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當自己對於自己的「錯誤」有著根本上的無知時，豈不是罪該萬死嗎？
當布萊希特看到共產主義「大師」們和他有著一樣的人道和現實情懷（也因此他批判「為藝術而藝術」這種虛假的說詞），但黨卻比他更加有效的能夠觸碰到光明所不及之處時，他也就成為了共產黨的一份子，但當大整肅的號角吹起時，布萊希特在《既定尺度》一劇中批判了史達林（縱使如此，批評家卻還認為這是他支持史達林的作品），黨除了不斷的與外界鬥爭，也開始鬥爭起了黨內無辜的人，特別是當這些人只是對他人伸出援手罷了，雖然，最後布萊希特仍然被現實擊垮，在東德政府幫他蓋好的樣板劇院裡「為藝術而藝術」的生活著，但是我們仍不應忘記「朱比得能的，公牛不能」這句老話。
作者又轉入了另外幾位猶太人的故事，首先是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班雅明的出身是富裕的猶太家庭，班雅明努力的從在報紙上爬格子得到了大學教授的職位，因此才獲得了父親的資助，這看似十分的不合理，但是卻是當時多數猶太富商家庭的選擇，這些家庭的兒子多半不需要為了金錢傷神──如果能「精通」摩西五經、希伯來法典的高等教士，何需為了金錢傷神呢？（班雅明的文集中也提到自己的一份少得可憐的酬勞，可以說是自己人生見識上的一大進步）──但是萬一家庭並不認同此一價值，矛盾就此產生，除了班雅明自己和父親的衝突，作者也提到了「如果佛洛伊德不生在猶太家庭，何來『伊底帕斯情節』？」，事實上，另外一個有自知之明的猶太天才，卡夫卡就投入了「自殺的起跑點」──在布拉格的勞保局謀了份差事。
猶太知識分子的處境是十分複雜的，在歐洲廣大的反猶主義基礎上，縱使知識分子都能夠找到論點反擊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猶主義兩者，但仍無法脫離現實，猶太人的語言雖然是源自歐洲的「生產作物」，但是猶太人卻是「語言上的中產階級」，使用著與上流社會與底層社會不同的語言，在此焦慮下，筆此對立的共產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成了猶太知識分子叛逆的出口，班雅明在此猶豫不決（他花了二十年思考該去耶路撒冷），而同時又思考著比猶太和歐洲傳統更傳統的思想，於是作者引用了「思考乃是無聲的書寫，不需要語言和工具」作為對班雅明這類受困於當時社會氣氛的猶太知識分子的描述：最後的「歐洲人」。
最後漢娜鄂蘭又討論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俗世名安捷羅．朱塞佩．隆加里（Angelo Giuseppe Roncalli）的猶太人，一位猶太人能坐上聖彼得的位子必然有其緣故，根據教宗自己的說法，就是當內部派系爭執不下時，他就出人意料的被推舉出來了，這位教宗極為的展現了對人道的關懷，在教宗還是教廷駐土耳耳大使時，教宗就努力的拯救出不少猶太人，而在他過世前的幾個月，有人拿著霍賀胡特（Hochuth）的《副手》（一本批評庇護十二世容忍大屠殺的作品）問他該如何反擊時，他只說了「對於真理，無可反擊」，漢娜鄂蘭評論到，雖然教宗的才學不見得高尚，但卻有著強烈的自尊和自信心，這也是他能夠堅持「祢的旨意必行在地上」，並且啟發了許多人的原因。
心得
這本書在很多方面討論得當時德國知識份子所處的環境和他們的思考方式，在我看來和《世紀末的維也納》頗為類似，不過漢娜鄂蘭和這些主角處於同一個時代，面對那黑暗時代，他應該不會特意強調許多人評論《世紀末的維也納》一書時提到的「毀滅、革命也有一種美」，不過他更深入的縞素我們當時德國知識分子的處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德意志帝國毫無疑問的正在毀滅，而這些捱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知識分子，面對東西方冷戰時驚呼「迦太基第一次戰爭之後，還是一個強權，第二次仍可居住，第三次後就無跡可尋了」，這也對照到在本書中我們先會注意到的是作者對於全書主旨（雖然這是是一集子，但是能收錄在一起還是得有個主旨）的強調，大家都了解漢娜鄂蘭那句「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大致上是何含意，但在面對國家機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學術、大眾傳播中無所不在的「主義是從」，漢娜鄂蘭藉他人之口強調了沒有事物比個人的獨立思考更重要，也沒有事物比個人生命更值得，這一點也是我們可以注意到出現在《世紀末的維也納》講述講述都市規劃和政治的章節中，國家或上位者那種無所不在的民族主義和現代主義宣傳。
我比較注意的是本書討論政治光譜上兩端的知識份子，一是猶太復國主義，一是共產主義，在過去的知識中我了解到許多的共產黨人幾乎都是猶太知識份子，而這些人投入共產主義運動的同時也就和他過去「富商之子」的身分脫節，不過似乎很難解釋這些人為何要前仆後繼的投入共產主義運動，在過去的生活上他們可能並不缺乏，也很難體會到無產階級的痛苦，這本書中提供了一個思考面向，那就是猶太人那種「高級教士」的傳統使然，因此猶太商人父親會大力資助孩子讀書，但是歐洲反猶主義的氣氛和家中長輩那種自認自己是「德國公民」互相違背，這些人的叛逆（對社會的，對文化的，或者對家庭長輩的）只好走向家中長輩都反對的「猶太復國主義」（拋棄了「德國人」的認同）或共產主義（拋棄了對自身階級的認同），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到《世紀末的維也納》中描述佛洛伊德與心理分析的情節，但漢娜鄂蘭更進一步的強調猶太知識份子對於自己是「歐洲人」的理念和對於社會現實的普遍關懷，這是不同於當時社會上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對於「歐洲人」的信仰也很可能將這些人導向了具有普世關懷的共產主義。
就整體來看，我覺得這本書的用詞頗為晦澀難解，雖然這可能和翻譯有關，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的用詞當然不可能像描述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好兵帥克》或者是歷史作品《世紀末的維也納》那般的通俗易解，但是和《好兵帥克》相同之處在於這本書同樣的關懷了參與戰爭中的個人，以及面對國家鋪天蓋地宣傳時個人的處境，但是和《世紀末的維也納》有所差異在於本書關懷的都還是高階層的的文化和過去，這和當時多數人面對的環境以及──最重要的是多數的人抉擇無關──或許我們可以認為這是漢娜鄂蘭要描述在多數人「惡的平庸性」下，少數處於光明者的抉擇，但是很明顯這不是多數人能夠依從的，也讓我們對當時的了解缺少了一塊，而這也是《世紀末的維也納》可以幫助我們補充的，一個當高階層者都認為將要邁入更加美好，彼此互助的「現代」時，多數人卻進入了「後現代政治」（民族主義充斥和現代主義瓦解的時代）的時代，而這也或許能關懷到時代中更多人。
南史氏言 